【上海战疫】援鄂女医生出书成作家,“一百年后都有人看”

澎湃新闻记者 陈斯斯 郑浩 见习记者 陈少颍

在武汉抗疫一线,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、上海仁济医院呼吸科医生查琼芳用了67个日夜,写下了67篇抗疫日记,最终编撰成《查医生援鄂日记》一书,于4月20日首发200本之后,并于4月26日正式出版。

查琼芳医生。 受访者供图

澎湃新闻采访了 查琼芳医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—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副编审吴雪梅,分享新书《查医生援鄂日记》背后的“抗疫”故事。

《查医生援鄂日记》。受访者供图

查琼芳:没想到援鄂日记这么受欢迎

澎湃新闻:当时有没有想过这本书会那么受欢迎?每天写日记的动力来自哪里?

查琼芳: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关注,我也不是作家,只是普普通通的医生,首发200套之后,很多人来问要这本书,现在差不多没有了,需要等之后继续印刷。

起初,每天写日记只是作为一项工作汇报,那时医院里领导和同事们都对武汉的疫情并不了解,大家都很关心我们。

到达武汉后,不停有同事、家人等给我电话,关心我,为了让他们放心,我每天写一点东西,或者录一些感想,发给医院党委宣传处,整理后发布在仁济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,让他们知道前线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,工作也在逐步有序地开展。

再到后面,我身边有很多让我很感动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志愿者们,包括出租车司机、酒店服务员、餐厅大厨等等,他们也在帮助我们,这也是我坚持写下去的一个很大的动力。

澎湃新闻:您作为上海最早一批援驰武汉的医疗队员之一,当时出征时的感受如何?抵达武汉又面临了什么样的情况?

查琼芳:我们从除夕夜出发,到了那里其实已经是大年初一凌晨。刚到那里,我们的压力确实存在,毕竟当时对病毒并没有很多的了解,手里仅有的就是国家卫健委当时发布的一份指南,还有就是我们有关于SARS、禽流感、流感等临床救治经验。

我们医疗队出发得也很匆忙,除夕夜吃年夜饭的时候就被通知当晚出发。当时我们科室里的口罩等防护物资都被我清空了,我收拾了一些外科口罩、消毒液、手套,还有我的一些换洗衣物,一共也就装了一个箱子,再背了一个电脑包就出发了。到了机场,医院领导又给我们拿来了两个急救包,里面还装了外科口罩等。

刚到武汉第一天,我们就进行了防护培训,(金银潭)医院张定宇院长也来了,他说“我们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了”,还介绍了医院里的一些情况,我们那时候也有压力,毕竟金银潭医院是武汉的一家传染病医院,也是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,他们医院最早开始收治“不明原因肺炎”患者,当时前期的医疗设备和防护物资还是紧缺的,那里的医护人员也都很不容易,他们都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。

查琼芳医生工作照。受访者供图

澎湃新闻:您在金银潭医院入驻的是重症病区,主要为重症患者开展治疗,当时总体情况如何?是否经历过压抑的阶段?

查琼芳:一开始我也很紧张,但我们领队郑军华队长明确:防护不到位,不进隔离病房。

我们所在的那个楼层收治了30个病人,我们组6个医生负责其中10个病人。10个病人中的9个上了无创呼吸机,剩下一个需要高流量吸氧,那时大家的压力很大。但随着气管镜、可视喉镜等医疗设备陆续到位,我们的抢救成功率越来越高,压力小很多了。

防护措施到位也给医护人员增强了救治的信心。一开始,我们每次都是2-3名医生一起进入隔离病房,进去时我们互相监督,也有专门负责院感的老师指导我们,看我们防护服穿的是否到位,检查合格后才允 许进入隔离病房。走出隔离病房,我们也是两人一组互相监督、互相帮忙。

工作的时候,为了减少大家在医院的时间,减少暴露的机会,我们医生的班时间都比较长,白班10个小时,夜班14个小时,还有一个查房班,是4个小时。夜班上完,加上1个小时的交班、病情讨论,基本需要15个小时才能下班。

相比医生,护士的工作更辛苦,医生不需要24小时在隔离病房,护士需要长时间在隔离病房照顾病人。我们的护士一开始排班是6-8小时一班,后续随着医护力量的增加,减少到4小时一班,他们一旦穿上防护服就需要不吃不喝,也没办法上厕所。

一个病人如果能被救回来,对于我们医护人员来说有很大的幸福感,如果病人走了,我们也会有很大的悲伤。也许大家看起来会表现得很冷静,但其实我们也需要时间,慢慢去化解这种内心的压力。

澎湃新闻:您的日记里面反复提及领队郑军华和周新教授,他们是不是给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?

查琼芳:他们两位都来自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。我们领队郑队一直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鼓励我们,我们出发时,他告诉我们社会各界人士都把我们当做英雄,我们就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,这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职责,让我们的头脑清醒下来。

同时,郑队说的“防护不到位,不进病房”,这句话让大家放下了一颗忐忑的心。后来,他每次都会规范一系列工作流程,反复告诫医护人员,一定要注意防护。

郑队在我们疲倦的时候对我们说“努力努力再努力,坚持坚持再坚持”,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,还向我们重申了“英雄”的定义,让我明白越到关键时刻,越要一鼓作气,坚持到底。

而周新教授是我们医疗组组长,他今年已经66岁了,我们在病房有风险的操作,他都抢在前面。一开始大家对气管插管有顾虑,担忧感染的风险,那时候他说“第一例气管插管我来”,后面他也抢着做,我们都非常感动,他以身作则,来鼓励我们。

还有在工作中,他们两位强调医疗过程中一定要给予人文关怀,让我们很受益。人文关怀很重要,病人首先是人,除了身体上的治疗之外,一定也要关注病人的心理变化,因为病人一旦住院治疗久了,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心理问题,除了精神科医生的心理疏导外,医护人员也要跟病人聊聊天,去开导下他们。

他们两位都让我很佩服,他们也都是中国共产党员,我在日记里也写了,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面旗帜。

澎湃新闻:您还记得当时参与气管插管病人救治时的情况吗?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?

查琼芳:原本我们在医院呼吸科要做气管插管,呼吸科医生往往会喊麻醉科医生过来做,但在这里我们都必须自己完成。周新教授做的是气管镜引导下的气管插管,瑞金医院陈德昌教授做的是可视喉镜引导下的气管插管。

我还记得当时,一名30多岁的女病人心跳很快、呼吸很急促,氧合情况也很不好,需要进行气管插管。那天,我跟着陈德昌教授一同进入隔离病房,我的心情很紧张,也没有经验,我在旁边捏皮球,进行球囊辅助通气。

当时我也会有些害怕,但看着陈教授凑得很近,很认真淡定地在进行气管插管操作,我也沉下心来,该做的事还是要做。

让我感动的是,那里的病人对上海医疗队充满了信心,其实不仅仅是上海,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陆续赶赴武汉支援,这些医护人员都具备一定的临床救治经验。

我还记得当时第一天进入隔离病房查房,就有这么一位戴着呼吸面罩的病人,一听到是上海医疗队来了,还摘下了面罩,告诉我们“希望我们可以救救他”,我们赶紧让他戴上面罩,安慰他要对疾病有信心。

澎湃新闻:在日记里,除了写医护人员外,您还写了很多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、志愿者们,为什么会想到也把他们写进抗疫日记?

查琼芳:那时候社会各界都在关注医护人员的救治工作,但救死扶伤其实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。到了那里,我发现光有医护人员是无法运转的,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,就是他们,我们才能心无旁骛,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我们刚去金银潭医院,护工紧缺,垃圾清扫工作没有人做,医院就招募了志愿者,有天我遇到了一名中年男性打扫办公室,我以为他是院感老师,没想到他说他是志愿者。他的工作除了打扫卫生,同时还进去隔离病房收垃圾,当时我问他“你怕不怕”,他很腼腆地告诉我“一开始也怕,到后面真的进去也就这样了。”后来我知道,他每天都不能回家,住在医院对面的酒店,每天都吃的是盒饭,但都会准时来做志愿者工作。

还有诸多TONY老师,他们负责帮医护人员理发,减少我们进入隔离病房感染的风险,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天要给六七十人理发,真不容易。

还有一位农民让我特别感动,那时因为武汉封城,我们很难吃到绿色蔬菜。这位农民自己种的蔬菜也不多,花了1000元跟村民买了很多蔬菜,骑着三轮车送来我们酒店,因为不认得路,也不会导航,他就一大早出发,骑了40公里,直到下午才赶到,酒店后厨想给他钱,他回绝了,又一路骑三轮车回家,到家都已经是晚上8点了。

这些人都在帮助我们,希望我们在这里生活得更好,他们都是无名英雄,没有他们,就没有我们。

吴雪梅:母亲发朋友圈称“一百年后都有人看”

突破常规的出版模式

早在1月29日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李广良就给吴雪梅打了电话。他说:“关于疫情,我们应该做点什么,承担出版社的社会责任。”

2月5日,他在朋友圈看到了仁济医院党委宣传处转发的10余篇查医生日记。一直关注疫情的李广良觉得这是不错的选题。不过,当他和仁济医院党委宣传处沟通出书设想时,遭到了强烈反对。医院方认为,“前方在拼命,医护人员是否能够保证平安回来都不知道,怎么可以让医生这么忙这么累还要坚持写日记?再说战疫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,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场战疫要打多久,日记是否可以有足够的容量成为一本书?”

2月26日,随着武汉战疫形势的逐步好转,经报仁济医院党委有关领导和查医生本人同意,尝试启动前30篇日记内容的一审,而吴雪梅接下了责任编辑的重任。

不过,团队统一思想:不要让查医生有任何压力,她每天繁忙工作之余想写就写,不写就不写。

“不为了出书而写,只为了记录自己的心情,这样挺好的,更贴进原始状态。”吴雪梅说。

一篇只有七行字的日记

出版过程中,也有不少小插曲。

查医生2月18日的日记,缺了。原来那天她的心情很糟糕。

她的日记里写道:“各种美好的愿望与现实之间要达成平衡太难了,今天是我来武汉以来感觉最累的一天,不想动,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”

吴雪梅认为:“工作中难免会遇到阻力,这篇日记虽然简短,但很真实,也更能体现出坚持写下这67篇日记的不易。”于是,这篇只有七行文字的日记也被收入书中。

在家里看稿的时候,吴雪梅的孩子也在旁边一起读,她说:“妈妈,这本书什么时候出来,出来了要给我一本。”她的母亲在朋友圈得知查医生的日记要成书以后,给她留言道: “这本日记挺好的,一百年以后都有人看。”

近一个月,吴雪梅几乎每天凌晨一两点睡觉。核实稿子中的每一处细节,“漏掉任何一个细节,就会有遗憾。”她也坦言,虽然扎实读了好多遍整本书稿,但出版速度较快,压力很大,“书稿下印前,虽反复检查,仍担心自己有遗漏的地方。”

2020年4月28日 21: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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